作者：趙 軍 楊 鴻 商志超 發佈時間：2002-03-22 14:15:20
刑法追訴時效是指享有追訴權的主體對特定的犯罪沒有適時行使追訴權的事實狀態經過法定的期限，則對於該罪的追訴權消滅的法律制度。作為現代刑事立法所普遍採納的一項刑法基本制度，其意義與必要性為世界各國所普遍認同。我國內地與澳門亦不例外，並且在各自刑法典中對追訴時效的一些基本制度作出了規定。本文著眼於追訴時效範疇內的一些基本制度對二者作一比較。 一、追訴時效的適用範圍 追訴時效的適用範圍主要是指它適用於哪些犯罪行為，規制（消滅）的是哪些權力（權利）。內地刑法將追訴時效的內在根據主要定位於刑罰處罰需要的消滅。刑法第八十七條規定「犯罪經過下列期限不再追訴」，意味著犯罪雖然經過了法定的追訴期限，但是追訴權在實體上並不當然地消滅，國家只是基於刑事政策上的考慮，認為沒有追訴之必要或者代價太大而不再追訴。順理成章，該條第四項就規定對於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犯罪行為，即使經過了法定的追訴時效期限２０年，如果認為必須追訴，也可以報請最高檢察院核准予以追訴。因此，內地刑法雖然沒有明文規定哪些犯罪不適用於追訴時效，但是事實上那些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犯罪是存在著不受追訴時效期限限制的可能性。內地刑法亦未明文規定追訴時效規制的是什麼權力（權利），但從第八十八條的規定可以判斷是啟動刑事訴訟程序的權力（權利），包括檢察院、公安、安全機關對相應案件立案偵查的權力；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向法院提起自訴的權利。對刑事案件而言，追訴時效期限一般是從犯罪之日起計算至檢察院、公安、安全機關立案偵查之日或自訴人提起自訴之日止，以後的訴訟活動不再受追訴時效期限的約束。 澳門刑法典將追訴時效的內在根據主要定位於尊重時間經過的事實之力，維持以實現實際目的為任務的法秩序，第１１０條規定「自實施犯罪之時起計經過下列期間，追訴權隨即因時效而消滅」，意味著只要犯罪行為經過了法定的追訴時效期限，對該罪的追訴權在實體上就當然地消滅。由此，便可必然地推出追訴時效適用於所有的犯罪行為。澳門刑法典第１１２條將訴訟活動中的障礙作為時效中止的事由，第１１３條將每一訴訟階段中具有重要的標示意義的訴訟活動之作出作為追訴時效中斷的法定事由，可以看出澳門刑法中的追訴時效規制的對象包括求刑權、量刑權，不論刑事訴訟程序的啟動，還是控訴的提起，抑或案件的審理活動都無一例外地受追訴時效的約束。其追訴時效期限是從犯罪實施之時起計算至作出判決之日止。 內地刑法與澳門刑法的追訴時效制度的區別，源於二者對追訴時效制度存在的內在根據上的不同定位。澳門刑法在這一問題上奉行嚴格規則主義，與刑法的基本屬性（安定性、可預見性和人權保障）是相符合的，但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減損刑法的社會保護功能；內地刑法在這個問題上，更註重保護社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刑法的安定性和可預見性。應該說，二者的不同規定對於其各自的刑法體系來說都是較為合理的。就二者在追訴時效制度所規制的對象的差別來說，在刑事程序中，偵查、控訴、審判機關的職能活動都是代表國家對犯罪行使追究刑事責任的權力，在訴訟活動進行期間，時間的經過同樣產生一定的事實之力，刑事程序期間的過分遲延會侵犯犯罪行為人的人權，所以，對訴訟活動進行期間將有關司法權力納入追訴時效規制的範圍是有積極意義的。同時，澳門刑法又設立了時效中斷制度，規定了時效必須完成的最長期限對上述規定的缺陷予以彌補，是較為合理的。 二、追訴時效的期限制度 追訴時效的期限制度是指刑事法規定的對犯罪行為人追究刑事責任的有效期限（期間）。內地刑法典第八十七條對此確立了四個檔次：法定最高刑為不滿５年有期徒刑的為５年；法定最高刑為５年以上不滿１０年有期徒刑的為１０年；法定最高刑為１０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為１５年；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為２０年。「法定最高刑」不是指個案中犯罪人實際應當判處的最高刑罰，也不是指犯罪人所觸犯之罪名的法定最高刑，而是指根據所犯罪行的輕重，確定其應當適用的相應量刑幅度（罪刑單位）規定的最高刑。 澳門刑法典第１１０條第１款對此確立了五個檔次：可處以最高限度超逾１５年徒刑之犯罪的為２０年；可處以最高限度超逾１０年但不超逾１５年徒刑之犯罪的為１５年；可處以最高限度為５年或超逾５年但不超逾１０年徒刑之犯罪的為１０年；可處以最高限度為１年或超逾１年但少於５年徒刑之犯罪的為５年；（５）屬其他情況者為２年。在確定對每一犯罪可科處之刑罰之最高限度時，須考慮屬罪狀之要素，但不考慮加重情節或減輕情節。 雖然內地刑法與澳門刑法均根據犯罪的法定最高刑（可科處刑罰之最高限度）的輕重來確定不同犯罪的追訴時效期限，但澳門刑法典規定的主刑只有徒刑和罰金。內地的主刑從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死刑，其輕重跨度比澳門大得多，而追訴時效期限僅劃分了四個檔次，每一檔次的跨度太大，特別是對較輕的犯罪和特別嚴重的犯罪沒有進一步區分不同的時效期限，是不合理的，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這一基本原則。 三、追訴時效的起算制度 追訴時效的起算制度是指追訴時效期限從何時開始計算的制度。內地刑法典第八十九條第一款規定：「追訴時效期限從犯罪之日起計算；犯罪行為有連續或者繼續狀態的，從犯罪行為終了之日起計算。」澳門刑法典第１１０條規定，追訴時效期間從實施犯罪之時開始計算。第１１１條規定，一般情況下，追訴時效之期間，自事實既遂之日起開始進行；繼續犯，自既遂狀態終了之日起開始進行；連續犯及習慣犯，自作出最後行為之日起開始進行；犯罪未遂，自作出最後實行行為之日起開始進行；從犯，以正犯所作之事實為準；如不屬罪狀之結果之發生為重要者，自該結果發生之日起開始進行。 對於一般情況下追訴時效的起算時間，澳門刑法明文規定是犯罪行為實施之時。內地刑法規定的起算時間是犯罪之日，理論界對此理解不一，通說認為是指犯罪成立之日。筆者認為應是實施犯罪行為之日。過失犯罪只有發生了符合構成要件的結果才構成犯罪，其追訴時效按通說應從犯罪結果發生之日起算。這對於那些犯罪行為實施後很長時間才發生犯罪結果的情形，就會產生過失犯罪行為人因其很多年前的過失行為仍要受追訴的不合理現象。由此，通說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關於連續犯與繼續犯追訴時效的起算，內地刑法與澳門刑法的規定基本上是一致的；關於習慣犯、未遂犯、從犯、結果加重犯追訴時效的起算，內地刑法沒有相應的具體規定，在司法實踐中可能會產生認定的混亂。應該說，澳門刑法典中的這種針對每一種情形詳細地予以規定，值得內地刑法借鑒。 四、追訴時效的中止制度 追訴時效的中止是指在追訴時效期限進行的過程中，由於法定事由或不可抗力事由的出現，導致追訴時效期限暫停計算，待上述事由消除後，追訴時效期限繼續進行計算的制度。設立時效中止制度的意義在於：有利於保障追訴權的有效行使，有利於追究犯罪，也不會發生案件可以無限期地追訴的情形，是對各方利益進行平衡後得出的較為科學、合理的制度。內地刑法對此沒有作出規定。澳門刑法第１１２條規定了如下三種時效中止的事由：一是「因無法定許可或無非刑事法院所作之判決，或因必須將一審理前之先決問題發回予非刑事法庭，又或因訴訟程序之暫時中止，而依法不能開始或繼續刑事程序期間」；二是「自作出控訴通知時起刑事程序處於待決狀態期間，但屬缺席審判之訴訟程序除外」；三是「行為人在澳門以外服剝奪自由之刑罰或保安處分期間」。並且規定如屬第二種事由之情況，中止之時間不得超逾３年。 由於內地實行一旦開始刑事訴訟程序就不再適用追訴時效制度，所以內地司法機關欲追究有關的犯罪，只須啟動刑事訴訟程序就行了。所以，儘管內地刑法沒有規定追訴時效中止制度，但司法機關的追訴權的有效行使基本上能夠得到保障。不過，這使得本來應當作為時效中止的情形成為了不受追訴時效期限限制的情形，使犯罪人處於無限期追訴的不利境地，背離了追訴時效的立法宗旨。所以，內地刑法應當確立追訴時效中止制度。 五、追訴時效的中斷制度 追訴時效的中斷，是指在追訴時效期限進行過程中，因法定事由的發生導致以前已經經過的時效期限歸於無效，當法定事由消除後，追訴時效期限重新起算的法律制度。內地刑法典第八十九條第二款規定：「在追訴期限以內又犯罪的，前罪追訴的期限從犯後罪之日起計算。」澳門刑法典第１１３條規定了追訴時效中斷的四種法定事由：一是作出行為人以嫌犯身份被訊問之通知；二是實施強制措施；三是作出起訴批示或具相同效力之批示之通知；四是定出在缺席審判之訴訟程序中進行審判之日，並進一步規定了時效必須完成的最長期限。二者的區別是明顯的。澳門刑法對行為人所實施的每一犯罪單獨計算時效期限，一罪的追訴時效期限進行不因另一罪的實施而發生變化，側重於尊重時間經過的事實之力和法秩序的穩定；內地刑法將又犯新罪作為前罪時效中斷事由，側重於對行為人處罰必要性的充分考慮。澳門刑法典規定的四種中斷事由都是刑事訴訟過程中司法機關所實施的具有重要意義的訴訟活動。這一規定是有理論根據的，因為司法機關每一次具有標示意義的訴訟活動的實施，都表明追訴權的積極行使，也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因時間經過而產生的事實之力的形成進程。由於內地刑法對追訴時效制度規制的對象僅限於刑事訴訟程序的發動，所以在訴訟活動進行過程中不可能出現時效中斷的情形。內地刑法的這種規定有利於懲罰犯罪，但對犯罪行為人的人權保障是不利的，會把犯罪行為人置於無期限地被追訴的地位。 另外，內地刑法第八十八條規定了追訴時效效力阻卻（或者稱追訴時效的無限期延長），是不合理的，雖然為避免某些犯罪行為人利用追訴時效逃避刑事追究提供了法律保障，但由於其將犯罪人置於永久受追訴的境地，與追訴時效設置的目的是相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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